锦涛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总体上经济发展技术含量不高,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为此，锦涛同志大声疾呼：我们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我看来，我们建设“设计之都”，首先就要重在提高城市的这种自主创新能力。

在我们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大到工程设计，小到日用品包装设计，雷同化现象随处可见、举不胜举。潜藏在这种雷同化表象的背后，一方面是自主的缺失、创意的缺失，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缺失、创新能力的缺失。真正的设计是基于创意所引发、具有突破性、开创性的产物，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主创新。但这种自主创新能力，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的头脑中固有的。从根本上说，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源自于这个城市中的知识阶层的数量与质量。锦涛同志曾深刻指出：“知识增长越快、普及越广、应用面越宽,就越能为人类发展进步不断提供智力保障。”

在我国，上海可以说是世界性人才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这也正是许多创业者来到上海、留在上海的主要动因之一，也是上海为数不多的显著优势所在。按理说，上海理应成为我国最具自主创新能力的城市之一。那么，我们上海是不是可以这样自豪地宣称或评价自己呢？我看恐怕不能。因为锦涛同志所指出的“总体上经济发展技术含量不高,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的问题，上海几乎同时存在。我感到这才是我们在研讨建设“设计之都”时最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觉的关键所在。

上海被联合国列入世界上第七个“设计之都”，这是上海的光荣。但我却并不觉得自豪。因为，与世界上其他“设计之都”相比，恐怕上海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在我看来，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理应大大提高我们这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金量。首先，上海应当成为我国掌握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最多的城市之一；其次，上海应当是我国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最为集聚、最为雄厚的城市之一；第三，上海要成为我国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赖程度最低、对国内其他城市输出技术最多的城市之一。我想，如果有了这三个之一，称上海为世界设计之都可以说就名副其实了。

二、建设“设计之都”应重在发现与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未被满足的需求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我们建设“设计之都”，就要在不断发现并努力实现这种增长着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上下功夫。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难就难在需求不旺，企业产能过剩，市场缺少热点。在我看来，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大家可以看到，当苹果一种新的产品型号推向市场后，果粉们立即闻风而动，商场甚至出现通宵排队的景象。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又比如，还有一种现象也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那就是出国购物潮。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第一消费大国。这种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再比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入托难、看病难、保姆荒等，难道不都是未被满足的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吗？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在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虽然，一方面许多消费品市场确实完全饱和、过剩，但另一方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消费需求未被重视、未能释放、未得到满足。之所以如此，我想大致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企业创新不足；二是我们的体制机制存在问题。前不久，参考消息上发表了题为《谁在抑制中国创新》的文章，作者是科技部的官员。文章认为，创新被抑制，是造成以上种种现象的重要根源。文章对此原因作了以下分析：一是社会文化制约。创新需要冒险，而失败是创新的一个必要因素。美国文化浸润着冒险精神，因而近代以来大部分发明创造均来自美国。而我国社会氛围过于尊重权威，不敢越雷池，讲求服从，好面子，害怕失败；另一方面又缺少较真精神，只问结果，不问过程。表现在企业经营上，是不择手段追求利润，藐视法律与规则。二是GDP考核导向所致。国有企业的领导兼具企业家和官员两种特性。虽盘活了企业，但没有满足上级领导某个要求，被免职的国企领导并非少数。再加上对国企的考核，追求GDP和速度，强调产能和市场占有率，科技研发的内容所占权重并不高，直接助长了企业经营者的急功近利与浮躁心态。三是创新风险太大。主要是社会资本严重不足，诚信缺失，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产学研很难真正联合起来开展创新。

而在一位全球产品设计与创新行业领军企业亚太区总裁看来，我国企业缺乏创新，与多年来没有一个健康完善的产品创新、设计和制造生态环境紧密相关。他认为，目前有的，是一个未能被法律和道德良好地约束着的、急功近利的体系。绝大多数企业不能承担需要高投入的创新设计、品牌化经营路线潜在的风险，于是只好沉溺在价格战中。恶战中，企业压缩成本逐利，用户一再忍受着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而产品服务创新设计行业价值未能有机会体现，越来越不被重视。而处于更下游的设计实现制造企业，只能忍受和配合企业对价格的挤压，以最低成本、最大数量和速度制造着“中国制造”。

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李杰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国内企业搞创新，很少针对顾客需求；其实研发出新技术往往不成问题，关键是如何发现人们未被满足的需求。所以在他看来，创新的真正目的与价值在于创值！

三、推进“设计之都”建设要重在营造让创新思维能够充分迸发、涌流的良好氛围

激发人的创造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充满发展活力的重要前提。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鼓励创新、爱护创新，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锦涛同志的这“四个一切”，所强调的正是要营造让创新思维和创新行为、创新成果充分迸发、涌流的良好氛围。温总理也提到，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氛围。鼓励创新、探索和超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倡导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宽容失败。这也是当前我们建设“设计之都”最需要、最重要、最根本的关键所在。

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首先必须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和民主化创意的软环境。上海自开埠以来的160多年发展历史中，一直以海内百川的宽广胸怀和包容吸纳的开放理念，吸引集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类人才。上海是座移民城市。现有常住人口2400多万，其中来自我国其他城市的常住人口就占了近40%。上海也是一座面向世界的开放城市。据2011年10月发布的有关报告显示，上海现有境外来沪居住人口20万，比重居我国各大城市之首。这些为上海推进“设计之都”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和人才环境。伟大领袖有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我看来，具有开放理念和掌握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各类人才更是宝中之宝。我们一定要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营造出让一切创新想法都能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都能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都能得到肯定的良好社会环境。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要有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失败乃成功之母。任何创新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因此，其间必然会有失败。各级领导要有允许失败的宽容度和容忍度，就是不仅能让一切创新想法都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都得到支持，而且对一切创新过程带来的失败都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待失败的容忍度，常常是判断允许失败宽松度的最好尺度。

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要大力倡导讲求科学、追求卓越的学风。创意是设计的基础。但创意本身并不是设计。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借助知识的“手术刀”解剖问题，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停滞于常规套路，不受制于“路径依赖”，从不同侧面观察事物，从不同层面思考问题，从不同角度寻求对策。这就一点也离不开科学严谨、追求卓越的学风。历史上的上海，曾是我国工业产品和日用消费品生产门类最齐全、品种最丰富、样式最新颖、质量最优异的城市。这既得益于上海拥有全国最优秀的设计人才，也得益于上海人做事讲规矩、重实践、追求卓越的良好传统。

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还要体现于管理，落实于制度。说体现于管理，是因为在我们的企业与科研单位，领导者的地位与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常常处于决定一切的地位。领导者的管理，就是要注重创造生动活泼、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设计者个性，积极推进民主化创意。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制度体制在企业单位中的根本性作用。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好的制度可以叫坏人不敢做坏事，不好的制度好人也可能变坏。上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的诸多原因，使不少中华老字号失去了已有的特色，名存实亡。改革开放以来，像三枪、家化等老品牌传承设计创新使中华老字号革故鼎新，实现了凤凰涅槃，重新焕发出光辉。同时，更多的国外著名品牌和我们的自创品牌顺应市场的需求涌现出来，足以说明制度对创新的巨大作用力。

最后，还需要强调的是，科技创新将不断创造新的知识资源和知识需求,创造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工艺、新服务、新产业、新市场,推动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为促进社会和谐充实物质基础。科技创新将不断深化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认知,将不断丰富促进社会和谐的文化基础,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确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有效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全民的创新兴趣,推动形成科学理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四、推进“设计之都”建设要重在鼓励求异、微创与集成创新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创新也是如此。我们建设“设计之都”当然需要成百上千世界级的高端设计人才，但更需要集中千百万人民大众的智慧。只有这样，“设计之都”建设才有了最雄厚、最广泛的基础。在当代科技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今天，高端综合设计类的创新已变得日益艰难，投入也日益加大。因此，在“设计之都”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既要着力培养创新性的高端设计人才，同时也要从各个方面对日常生活中涌现出来的点滴创新给予积极的鼓励与热情的支持。这就需要我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与习惯。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和强调求同。然而，许多创新却恰恰产生于求异。这个道理我想大家恐怕都懂，但实践中真正能够容忍“异”、鼓励“异”，不仅需要有大气度，更需要有大智慧，即具备能从“异”中看出可能存在的大希望的眼光。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微创，则往往是“异”的外在表现形式。上海九木传盛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邵隆图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石库门与黄酒，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样东西。但这位创意时尚设计大师却将两者联系到了一起，创造了石库门这一上海老酒的著名品牌，使上海黄酒每年的销量达到上亿瓶，这就是微创的成果。时尚设计中最具代表性的服装设计，虽然只是把服装的几个基本要素根据新的理念，用新的材料重新进行了排列组合，但却能不断满足人们的时尚享受，激发出人们新的购买欲望。在我看来，众多的时尚设计都可算是微创的典型。如果能集多个微创之大成，则就可能成为重大创新。乔布斯可谓是世界级的集成创新高手。普通手机、微型电脑、数码相机、音乐随身听、掌上游戏机、电子书阅读器都不是他的发明，但乔布斯把这些诸多功能集苹果于一身，结果他的苹果成为风行全世界的创新产品，他的公司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以上这些例子告诉我们，进行创新设计，需要鼓励求异。因为求异，往往是创新的引领；需要支持微创。因为微创，往往是重大创新的由头与基础；需要提倡集成创新。因为集成创新，可能会产生世界级的创新成果。值得重视的是，现代高科技产品（包括现代服务），无不由内含着的软件决定着其价值的高低。那怕是传统的产品，只要能够借助于高科技的软件，它的功能就会成倍地增加，它的价值更会得到成倍的实现。

上海的发展现已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上海的城市2011－2015年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建设充满活力的创新城市、创建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塑造时尚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引领和支撑上海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5年其产业总值占全市比重12%左右的目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所营造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和谐氛围，正在为上海聚集更多的时尚设计创意资源，同时也为上海时尚设计企业和创意设计人才走向世界提供了平台。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大方向不偏离，上海的“设计之都”建设一定会有更加美好、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